接下来的几天，我没再参与顾家的任何事。
搬家公司分批取走东西，顾言问起，我只说在清理换季旧物。
他以为我只是使性子，开始按时回家，吃饭时把电视调至静音，甚至拿出一份把父母和小悠挪到末页的婚礼新方案。
十九岁出院后，我因右耳失聪不敢过马路，他曾陪我等过三个红灯，每天牵着我重新适应车流。
他确实给过我耐心，可那份耐心，终究敌不过他家人的体面。
我把方案推开，问他网上的舆论。
他眼神躲闪，拿出一份已经发布的说明。
评论区写着男方照顾这么多年，换谁都累。
他想拉我的手。
“先把小悠摘出来，我再慢慢解释我们的事。”
“我的病历已经被公开了。结束的是她被质疑，不是我被非议。”
我抽回手，当着他的面，将早已备好的完整致辞录音、群聊记录及律师声明公开发布。
他第一次对我吼道。
“沈安宁！你让她以后怎么面对亲戚？！”
“她如何面对是她的事，我怎么活是我的事。”
真相大白，好友与摄影师纷纷作证，顾言的手机被质问电话打爆。
他脸色惨白，手忙脚乱的按住我的手和门禁。
“说明我现在就改，明天我陪你试戴助听器，我们好好谈！”
我拂开他的手，没再解释。
第十五天早晨，趁他去公司，我带上最后的行李离开。
十点整，列车开出车站，顾言的电话疯狂涌入。
“安宁你在哪？衣柜怎么空了？你的药、连门铃提醒器怎么都没了，你在哪？”
“你别吓我，你在哪，我去接你回家好不好。”
阳光透过车窗落下来，我将手机贴在完好的左耳，平静开口。
“顾言，我已经在去深市的高铁上，不会再回去了。”
“从今往后，我右边的声音，不用你替我听了。”
